2024年1月12日，《2023中国企业基金会观察报告》（下称“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图景经由报告徐徐展开。
　　然而这“图景”似乎称不上美丽。尤其是《华夏时报》记者对报告撰写人——北京和众泽益公益发展中心（下称“和众泽益”）创始人王忠平进行深度专访时，这种感受更加明显。
　　记者和王忠平围绕企业基金会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大量讨论：从“基金会注册成为生意”，到注册成功后政策支持不足，信息披露和评级意愿度低，人员年龄偏大，“僵尸基金会”存量依旧，再到企业基金会主动深度捆绑企业，疑似成为企业“附庸”——种种直白几乎让人对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产生一种步履维艰的疲惫和路在何方的迷茫。
　　更多问题也由此引出：企业基金会需要去企业化吗？用强制手段敦促信息披露和评级可行吗？慈善法的修订能破解企业基金会的发展难题吗……
　　更为少见的是，当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的呼吁甚嚣尘上时，他不留情面地指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关注力度不够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社会贡献确实有限啊”。
　　左手批判，右手鼓励；一边反思，一边乐观。无论是出于20多年的从业实践和思考沉淀，还是源于其多个职业中作为教师的向上一面被激发，王忠平在进行了大量的反思和批判后，又笃定地告诉记者：“现在是社会组织发展最好的时候。”他悉数举例，并在追问中与记者探讨了作为整个业态上游的企业基金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能路径，以及和众泽益的可为之处。
　　他告诉记者：“我从2001年开始在农村做扶贫，到今天，见过太多太多触目惊心的场景，更能体会到短期的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在看待任何事物时，一定要理性客观地分析和反思其中规律，既要保持对未来的憧憬，也要看到它面临的困难。我们希望通过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勾画出中国企业基金会的真实现状，敦促更多企业基金会谨慎选择，步履维艰，才能发展得更好。”
　　以下为访谈：
　　无实权的“花钱部门”，去企业化是出路吗？
　　《华夏时报》：企业基金会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王忠平：企业基金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和企业息息相关。也正因为前面冠以“企业”两个字，我们就会对其灵魂发问：谁是企业基金会的真正管理者？企业基金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到底对谁负责，谁来监督？从法律意义来讲，企业和企业基金会是两家独立的法人实体。所以报告中，我们对企业基金会下了一个自己的定义：由营利性实体整合利益相关方需求及相关资源而设立，资金主要来自发起方，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与发起实体没有任何直接商业利益联系的独立法人实体。其中特别提到，企业基金会不能直接对发起方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
　　《华夏时报》：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您是如何看待企业基金会和企业的关系？
　　王忠平：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从实际的战略社会责任、战略慈善角度看，企业做慈善会带来共享价值，也就是说企业基金会给企业带来品牌、声誉，也包括公益营销等，此类共享价值可能会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它会推动企业持续性地做事。
　　但是企业基金会和企业的关系实际上是剪不断理还乱。企业基金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作为慈善组织，它做事的出发点应该是服务于目标群体，如果能将其公益追求跟企业的商业利益合一当然是最理想的，但也可能会产生冲突。当二者诉求产生冲突时，如果企业基金会不够独立，就可能优先甚至完全瞄准企业利益最大化，偏离独立法人慈善组织的法理角色，既无法实现公益追求，也不利于自身发展。
　　但话说回来，如果不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利益，企业基金会作为一个“花钱部门”，在企业中也很难生存。实际上，现在很多企业基金会秘书长虽然有“秘书长”的头衔，但在企业里，可能就相当于是一个部门小经理，没有什么话语权。因此很多企业基金会在找我们做咨询时，他们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将自身跟企业业务结合，而且这是一个主流声音。所以，企业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博弈困境，要想谋求共赢发展，确实需要从战略维度做好整体规划。
　　《华夏时报》：那么企业基金会需要去企业化吗，这可能成为博弈困境的出路之一吗？目前国内是否有去企业化的案例？
　　王忠平：刚才说这二者之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的关系，它其实也是一个彼此互相需要的关系，而且有时彼此需要可能对各自都好。国内的企业基金会大多是非公募基金会，从基金会成立到公益的开展都由企业出资，好处在于资金来源稳定，生存压力较小；同时不用像公募基金会那样，因资金主体源于公众捐赠，有时不得不迎合公众或做一些定向工作，它的自主创新的空间更大，决策效率相对较高；另外，企业基金会不仅拥有自身资源，还可以借助企业的其他资源发展，像腾讯、阿里这种头部企业基金会，都借助了“巨无霸企业”的资源，也做了很多公益创新。
　　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去企业化只是企业基金会的战略选择之一，而非唯一。还是取决于企业基金会自己的定位，它可以是依附于企业的一个小部门，也可以选择独立发展，以及是否去企业化、去到什么程度，也可以是企业基金会的阶段性选择。
　　目前中国的企业基金会虽然有喊出“独立发展”，但基本上都和企业深度捆绑，很多企业基金会声称有自己的使命愿景，细看就能发现它的使命愿景完全依附在企业的使命愿景上。二者唇齿相依是优势也是劣势，当经济下滑时，企业拿不出钱，企业基金会也会受创，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企业基金会成为“僵尸基金会”的原因之一。
　　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基金会是主动选择深度捆绑企业的。要知道一个企业基金会如果选择谋求独立发展，其实就是在创业。很多企业基金会秘书长虽然是秘书长，但他们不用制定战略规划，不用解决资源汇入问题，或者至少保证年度收入线性增长，他们实际担任的是项目执行角色，企业给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现在90%的企业基金会秘书长都不合格，他们并不具备这种创业能力。
　　强制手段敦促信息披露和评级，可行吗？
　　《华夏时报》：报告中相当一部分数据是2021年的数据，对2023年度的报告来说，数据是否陈旧，和信息披露有关吗？
　　王忠平：有关。我们也希望使用最新数据。但是民政部门对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只有宏观要求，对披露时间、披露多少、披露程度等没有统一标准，所以现在企业基金会年报的发布时间有早有晚，内容良莠不齐，加上收集后的录入、复核，以及针对错误数据查找审计报告进行对比等工作，最终的年度数据往往有滞后性、不够完整，除非它要做评级。而我们基本上要到2023年底才能拿到2022年的数据，如此整个报告的发布就要推迟。不过我们依然尽可能采集和使用了最新数据。
　　《华夏时报》：企业基金会的评级情况也并不乐观，871家披露评级情况的企业基金会中，未参评的412家，占比47.3%，近一半没参与评级，原因是什么？
　　王忠平：从外部环境看，虽然现在很多政府购买服务或大的公共平台项目对基金会的资质要求越来越严格，要求其必须评级在3A以上，非企业基金会为了生存确实更看重评级，但是企业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捐赠，对政府购买和外部捐赠的诉求相对较少，所以主观评级的意愿度相对较低。
　　另外，很重要的原因是评级给企业基金会自身带来的实际价值不大，评级的激励性不够。目前，获得3A及以上评级的企业基金会可以享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对一个小型企业基金会而言，如果一年支出200万的8%，也就是16万，税前抵扣部分基本可以忽略，流转税减免才6个点，也就是几千块钱。但是，为了达到3A及以上的要求，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远不止这几千块。考虑到投入产出的实际价值，以及客观上外部监管弱，评级并非强制，只要定期披露没有“严格标准”的年报就可以通过年检，很多中小型基金会自然放弃评级，信息披露也同理。可以想象，如果政府强制规定不评级就无法生存，大家肯定评级。
　　《华夏时报》：那为什么不使用强制性手段敦促基金会评级，以评促建？
　　王忠平：好问题。目前社会组织当然都是自愿参评，但具体到各省市情况还是有差别的，比如北京民政部门还是鼓励能评尽量评，全国其他地区可能一半以上的省市，当地民政对企业基金会是否评级持无所谓态度，再加上评级又需要财政、人力等资源保障种种原因，就导致了今天这一基本结果。
　　如果强制评级，从落地角度看，每一个政策下去必须有解决方案。要求企业基金会评级，又没有那么多政府采购服务，财政、人力支持又跟不上，到时大量的企业基金会来评级，该怎么解决，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还比较弱小，我们对社会组织的强监管已经在注册中有所体现——企业基金会注册非常难，如果后期评级再进行强监管，可能不利于行业多元生态的基本性发展。尤其对初创机构而言，压力较大。但不否认，对一些优秀的企业基金会而言，评级确实能起到以评促建的作用，让他有更明确的发展方向，我们也能看到头部企业基金会对自己都是高要求的。
　　企业基金会注册成为“生意”，如何监督？
　　《华夏时报》：您提到了企业基金会注册难度非常大。
　　王忠平：对。这一点很值得关注。现在企业基金会注册它不是靠市场经济带动的，是靠资源约束、靠权力带动，这就会催生新的“生意”，企业基金会注册就是个生意。
　　《华夏时报》：怎么理解“企业基金会注册就是个生意”？
　　王忠平：做个对比，上市公司现在是注册制，以优势为评价标准，对想上市的企业业务、财务、法律都要审核，根据企业的主业情况、经营规模、盈利能力、规范程度等优劣评判能否上市。但企业基金会的注册没有任何识别性的约束和要求，花钱满足企业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额度就能注册，而且注册成本还挺高，原始注册资金基本上200万至800万不等。如果现在有100家企业申请注册基金会，但只有10个名额，那在这种注册名额有限、注册机制又非优胜劣汰的背景下，注册成功靠的是什么——就是关系机制，它会倒逼企业“找关系”。
　　也由于注册难度大，企业基金会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变得更加“值钱”，由此也引发了后续评级越高的企业基金会越“贵”、大量的“僵尸基金会”不愿意注销等连锁反应。
　　《华夏时报》：这种靠关系的“生意”只会让公众对公益慈善的信任度更低。
　　王忠平：其实公众一般对企业基金会的前端注册关注不多，他们更关心的是注册后收入是否透明、是否公开信披、是否良性运作等等后端。
　　《华夏时报》：所以您从专业角度看，也认为关注后端即可？
　　王忠平：这么说，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而我认为后端更容易解决。因为前端确实要看国家层面，依靠大的政策基本方针。另外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很大关系，社会诚信建设体系不完善，违约成本较低等也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一套政策下来，落实需要化整为零，前端解决涉及配套的政策、人员等等，所以和前面说的评级一样，如果想让民政方面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配备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真正把这个事支撑起来。但我们看到过去社会工作委员会/社会办希望孵化更多社会组织，但登记注册和监管责任归民政，所以前者希望注册越多越好，后者希望适量，双方就有矛盾。现在成立了中央社会工作部，从他们的角度，依然可能希望更多社会组织成立，所以未来依然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前端存在的矛盾只有从更大层面来协调和解决。
　　《华夏时报》：目前外企在国内发起的基金会只有17家，占比不足1%，这一注册难题该怎么应对？
　　王忠平：我们说企业基金会注册难，外企注册的限制更严格，例如对基金会注册法人、理事长、理事会成员在国内待的年限等都有要求。实际上，很多外企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各方面也受到国内政策监管，但并没有获得一个平等注册基金会的机会，这就迫使他们寻求替代方案，成立了大量的二级基金。但这样一是没有真正释放外企公益慈善的能量，二是不一定利于行业生态的良性发展。我们合作的很多外企也常常会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希望政策能放开。
　　企业基金会的发展难题，怎样破局？
　　《华夏时报》：纵观整个报告，您印象最深刻的点有哪些？为什么？
　　王忠平：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2022年我国社会组织整体增速下降明显，增长率为-1.18%，首次出现负增长情况。不过企业基金会仍保持了正向增长，2021年、2022年新成立的企业基金会分别为90家、120家。这一方面展现了企业基金会的发展韧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企业基金会已经告别快速发展阶段，进入了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平稳发展阶段。
　　第二点，2021年企业基金会年度总收入出现十年来首次负增长。理论上讲，公益慈善捐赠应该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基金会作为整个行业生态的上游更应如此，但企业基金会总收入反而出现了下降。这可能与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外部经济环境不好；其次，2020年我国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2021年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我们在脱贫攻坚阶段投入了大量资金，已经消耗了未来的捐赠量，当年我们也做过一个行业判断，脱贫攻坚后，整个社会的捐赠资金可能会阶段性下滑；另外，企业捐赠空间还没有充分发挥，真正做企业社会责任的还是以少数头部企业为主。
　　另外，行业面临人才困境。人员年龄整体偏大，企业基金会全职员工平均年龄41.6岁，最高年龄90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作效率与创新性，不利于行业发展。同时全职人员严重不足，截至2021年12月31日，1225家企业基金会的全职员工平均人数为3.2人。而一家企业基金会的正常运行，需要筹款人员、项目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资产管理人员、法律人员等，显然按照目前的人员规模，无法实现清晰、专业化的内部分工。专业化人才和专业化分工的缺失将直接导致企业基金会在公益项目的设计、开展、评估等环节的管理不够精细、专业，进而影响到公益效能。
　　头部化情况较严重，行业整体发展差距较大。截至2021年12月31 日，在披露了相关情况的1467家企业基金会中，净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型企业基金会只有5%，68家，但净资产总额占比达68%。这意味着，越大型的企业基金会往往也拥有更雄厚的资金支持、更丰富的公益资源。中小型企业基金会则不然，因此帮助他们提升运营效能、实现健康发展应当是行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还有项目同质化明显，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社会公信力待提升、外部支持缺乏等等都值得关注。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还面临很多挑战，任重道远。
　　《华夏时报》：前不久刚完成修改的慈善法，能否为企业基金会的发展难题提供指导？
　　王忠平：慈善法的修改意义确实很大，但是它的亮点在慈善信托、慈善信息披露、应急救援、个人求助等等，可以说对企业基金会的发展直接助力并不大。而且，慈善信托做得好，能否对企业基金会有正面促进还是未知，不排除很多人通过做信托让资金流动起来，就不做基金会了。
　　而且慈善法本身对基金会的针对性就不强。针对性强的是2004年问世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它确定了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分类管理的原则，让企业基金会得以实现较快发展。但条例相对于法律来说，缺乏法理依据与强制约束，而且近20年过去，条例修订都没落实，已经严重脱离了实际。所以，增强政策推动力度，建立专门关于基金会的全面性、统领性法律制度，对于企业基金会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华夏时报》：目前国内具有示范性的企业基金会发展有什么共同特点？能否把他们的成功经验迁移到中小企业基金会上？
　　王忠平：优秀的企业基金会普遍有两个特点，一是运作模式方面，注重打造平台型企业基金会。对内，企业基金会是企业战略的一部分，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部平台，对外捐赠等资源协调必须通过基金会实现，增强了内部整合力度，这样企业基金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就不仅仅是企业的一个部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内部赋能和支持平台。对外，它们不再单一依赖于企业提供的资源，而是通过整合更加多元的行业资源，达成更有效的合作，立足于整个公益生态的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公益平台，带动并引领公益行业的持续成长。很多平台型企业也有着先天的优势，如阿里巴巴、腾讯、泰康等企业成立的基金会都成功地通过自身强大的互联网平台优势，架构起庞大的公益生态圈。
　　二是项目创新方面，很多企业基金会结合企业优势把传统慈善做出新意，或者注重结合数字技术，开拓新项目。比如山西省娴院慈善基金会每年的资金体量并不大，但它从公益慈善传播的创新角度出发，打造了极富特色的《娴院演讲》公益项目，给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分享平台，用现代媒体的方式做公益，扩大了公益的社会影响力；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基于抖音平台数字化技术能力积极进行非遗文化保护等等。
　　这种经验肯定是可以迁移的。中小企业基金会往往因为能量不足更应该寻求转变，资金拼不过，就更要注重策略，要有自己的战略规划，捐什么、什么时候捐、捐多少、怎么捐都要考量。拿外企捐赠举例，外企现在做捐赠捐不过互联网企业，也捐不过本土民营企业，那么除了捐钱，还可以捐产品、捐服务。中小企业基金会同理，要做差异化捐赠，采取创新战略。要更关注内容，而不是捐赠行为本身。而像资金方面的问题，资金量不足就更要寻求多元化，比如安利公益基金会就不依赖企业自己捐赠，会寻求营销伙伴的捐赠。所以寻求外部发展、寻求创新恰恰应该从中小企业基金会做起。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华夏时报》：整个采访中，我们讨论了非常多的负面问题，得出了一些负面结论，这对其他从业者来说会是一种打击吗？您对整个行业依然保持乐观吗？
　　王忠平：我是非常乐观的——现在就是社会组织最好的时候。我们在调研和撰写报告时，出于批判性思维，对目前企业基金会的问题进行了大量反思，所以看上去负面较多，但是案例篇列举了大量企业基金会取得的实际成果不能忽视。
　　现在很多人天天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如果没有一定的从业经验，不纵向观察，很容易把焦点放到社会组织的很多问题上。其实我一直都呼吁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支持。但社会组织、社会从业者不能什么都想依赖外部环境。他没有想过我们的企业外部生长环境也不都是良性的，人家为什么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为什么社会组织尽管天天呼吁，政府的关注力度还是没有那么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社会贡献确实有限啊。
　　我在这个行业从业20多年，现在中国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了我们当时不可想象的地步。过去别人不理解我是做什么的，我自己也说不清，到现在整个行业从业人员1000多万；过去行业里想开个会都凑不齐人，现在大家广泛讨论慈善法的修订。一个事物的发展需要周期、需要规律、需要时间。尽管现在的发展和我们的期待依然有差距，但无论是党的核心报告、领导人讲话，以及共同富裕、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制度性安排，包括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来统筹整个领域的基本工作，都能说明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方向。
　　我常说，公益行业，先干十年再谈情怀。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要想着如何进一步发展，把公益慈善事业作为终身努力的事业。情怀不是谈在嘴里的，是要真正变成内心的力量坚持下来的。一个事业的长期发展，需要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当它成为一个有模式的机制性东西，才能帮助更多人，产生社会级别的共性。
　　这两年和众泽益发展得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与行业顺水而行。企业基金会发展起来了，行业好了，和众泽益的服务空间才能更大。
　　《华夏时报》：那么您认为未来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企业基金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王忠平：企业基金会的发展趋势跟企业的关系、内部运营等都有关系，所以整个趋势并不好预测出结论。但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力量，未来数量上会继续增长；投入领域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还是会紧跟中央政策方向，集中在教育、乡村振兴、应急救援等，且局部创新的可能性较大，例如把乡村振兴跟科技做更多结合等等。整体来说，除非政策有大调整，否则行业的变化空间并不大。
　　现在高质量发展提得确实比较多。过去我们谋求数量增长，进入“十四五”后，国家已经在重点引导社会组织从追求“数量”转为重视“质量”。想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看。
　　宏观维度，一方面，要为企业基金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企业基金会的退出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等。报告中871家企业基金会的未评级比例近50%，其中20%可能都是“僵尸基金会”。这种情况下，至少把存量做起来，通过良性机制，形成优胜劣汰，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才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我们期待政府层面给企业基金会更多关注和支持，例如出台一些针对性措施，或在现有框架体系内做出政策性推动，甚至政府人员多出席企业基金会的论坛、沙龙等。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不同层级、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基金会结构更合理，其实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的数量级是有要求的，例如，按照一定的原则，对每万人需要多少社会组织、需要多少社区社会组织等都是有要求的。同理，让企业基金会配比一定数量，既与环境资源相协调，又能够均衡发展。
　　从中观行业维度看，目前企业基金会仍然没有行业协会，缺乏专门的企业基金会交流平台。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从业者想学习如何运营好企业基金会，都找不到行业的专门性课程或案例。已有的基金会中心网、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算是业内品牌，但企业基金会不是主要发展方向。我们非常期待搭建企业基金会之间的交流平台，以此促进行业交流、行业自律。
　　微观维度，企业基金会自身人员、规模、资金等等基本性问题都要解决、能力都要提升，要高效组织、彰显功能、规范行为，高质量满足相关群体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我们也期待通过报告呈现的企业基金会发展现状和其中的优秀案例，为行业提供学习经验。
　　《华夏时报》：和众泽益能做些什么？目前和众泽益为企业基金会提供的服务有哪些？
　　王忠平：和众泽益给自己的定位是公益领域的麦肯锡，是行业的咨询支持机构。我们一直都双管齐下。在理论研究方面，通过撰写行业白皮书，编写企业社会责任案例、企业志愿服务案例，搭建专家平台等，以期建立行业标准，促进行业交流。
　　在实践指导方面，目前和众泽益为企业基金会提供注册咨询、战略咨询、年报撰写、项目咨询与实施、等级评估、志愿者管理、品牌建设与传播、公益营销等等十余项服务。例如，我们给中金公益基金会每年撰写一本专业的年报，给李锦记的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做项目评估，帮助星巴克基金会做志愿者管理，为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提供评级服务等等。目前企业基金会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评级和项目的策划、执行、评估方面，由于企业基金会的战略多依托企业本身，所以战略咨询相对较少。同时，我们通过CSR、ESG咨询等建立了全方位的企业服务体系，以此为企业、企业基金会的发展贡献和众泽益的价值和力量。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